中国红基会志愿者马书军被指卷走善款30万元一案，红基会一直能够直面问题，尤其是能大方地接受媒体的监督，并主动向社会公布处理进展和教训总结，这个姿态无疑是明智且值得尊敬的。甚至让笔者认为，这次捐款潜逃的项目事故，虽然令人遗憾，却又让人感到可以说在最需要的时机，为中国公募基金会的管理敲响了警钟。
去年5?12汶川地震以来，在国民的爱心被最大限度激发的同时，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，民间爱心捐献的渠道较为有限，只有包括红基会在内的屈指可数的几家以慈善、救灾为宗旨，并具有“公募权”的基金会。换句话说，要献爱心，可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，除了捐给政府，就是捐给那么几家看起来差别不大的基金会。这种“公捐权”的相对垄断在笔者看来，是以往公募基金会不注重自身透明度的主要原因。假如在一个募捐渠道充分开放的社会，每一家公募组织都会面对激烈的竞争，而竞争的对象就是公众的信任。谁的透明度越高，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也就越高。
而在当前，有限的几家公募基金会构成了对民众捐献的相对垄断，向公众募捐，而其内部运作透明度却相对较低，甚至连每年多少钱进去，做了多少事情，都说不清楚，并且也没有压力和动力向公众交代清楚，同时，笔者还听到过一些负责人，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美其名曰“不爱宣传”、“埋头做事”、“低调”。
以往当中国的民间慈善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，这种依靠基金会内部人自觉的“低调”问题还不是太严重，而当5?12汶川地震之后，中国民间捐赠已动辄以百亿规模计的时候，如果还继续“低调”下去，则可能在管理制度上蕴含着巨大的败德风险。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马书军案及时敲响了中国公募基金会管理体制的警钟。
相信这几天红基会一定召开了多次总结教训寻求改进的会议。据6月3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，红基会将成立“社会监督委员会”，红基会负责人介绍“监督委员会将由政府部门、监察、审计、法律、媒体、捐款人和非营利组织的代表等各界人士组成，设立专门的监察办公室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，同时公开招聘热心公益事业、身体健康、有能力、有经验、有精力和时间的退休干部，担任义工性质的监察巡视员”。
希望这个构想的目的，不仅仅是为了向下监督基层的志愿者，那就成了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；而应该是为了拓宽基金会接受社会监督的渠道，增加整个基金会运作的透明度，为迎接中国民间公益的发展，奠定管理体制的基础。
笔者更愿意看到，红基会的改革，能够带动整个中国公募基金会业界的反思，因为传统的“低调”文化和管理漏洞，并不是红基会一家身上的问题。